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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肇事后在现场冒充路人甲是否应认定为“交通肇事后逃逸”

作者:汪冬泉  发布时间:2018-06-08 10:46:30


    【案情回放】

    2017年3月4日0时许,陈某饮酒后驾驶一辆小型普通轿车搭载李某由南向北行驶至B市H区一路口时,与正由西向东在人行横道上驾驶脚蹬三轮车的被害人王某相撞,致被害人王某外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等伤,经鉴定属重伤二级。事故发生后,李某拨打120叫了救护车,后陈某电话联系表弟贾某,让其来现场“顶包”,后贾某驾车到达现场。被害人被救护车接走后,被害人家属到达现场拨打122报警。民警到达现场开展调查工作时,贾某自称为司机,而陈某在现场亦称贾某为司机。3月4日12时,民警经发现贾某手机通话记录存在异常,再次询问贾某时,贾某陈述了陈某因酒驾发生事故并让让其顶包的事实。陈某于3月4日14时许首次笔录否认自己是司机。

    【分歧】

    第一种意见认为,本案中陈某虽有为逃避法律追究而找人顶包的行为,但其始终未离开事故现场,不存在《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逃跑”的客观行为,也没有《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中“驾驶车辆或者遗弃车辆逃离道路交通事故现场的行为”,故不应认定为逃逸。

    第二种意见则认为,交通肇事后陈某要求他人“顶包”,并在交警到达事故现场时称他人为肇事车主,隐瞒自己为肇事者;其虽无逃离现场的行为,但其找人“顶包”,主观目的是为了逃避法律追究,客观方面表现为隐瞒自己系肇事者,其行为符合逃逸的实质要件,应认定为交通肇事后逃逸。

    【评析】

    笔者赞同第二种意见。关于交通肇事后在现场冒充路人甲甚至让人顶包的行为,是否应认定为“逃逸”,本文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实质性地把握“逃逸”的本质。

    第一,关于对交通肇事后的“逃逸”的解释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同的规定,而应依据何种规定来认定则是需要首先明确的。

    2000年1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三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具有一定情形时,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而2008年8月17日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八十五条中则对“交通肇事逃逸”定义为“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为逃避法律追究,驾驶车辆或者遗弃车辆逃离道路交通事故现场的行为”。

    二者在认定“逃逸”的问题上存在显著的差异,也导致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同的观点和认识。“解释”是专门针对属于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所作的解释。而“规定”作为部门规章,是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而制定的。二者的效力层级问题,虽在《立法法》中未予以明确,但具体到刑事案件而言,2009年10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刑事裁判文书应当引用法律、法律解释或者司法解释。”并未将部门规章列为需要引用的规范性文件。故笔者认为在交通肇事刑事案件中应当将“解释”作为认定“逃逸”的依据。

    第二,在“解释”中将“逃逸”解释为“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即一是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存在逃避法律追究的故意,二是要求行为人客观上具有逃跑的行为。

    就逃避法律追究而言,行为人所逃避的责任,既包括行政责任、民事责任,也包括刑事责任。

    而在司法实践中更易引起纷争的即为如何理解“逃跑”的含义。笔者认为,在现场冒充路人甲仍应认定为“逃跑”的行为。

    其一,如将逃跑仅作字面上的文理解释,要求行为人实施了“离开现场”的行为,但这种机械、字面的理解,并不能揭示《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中“逃逸”的立法目的及“解释”中“逃跑”的真实含义。因此,仍需对其进行目的性的解释,将“逃跑”解释为“为隐瞒事实真相而采取的行为,不仅包括积极的逃跑行为,如案发后逃离现场,也消极的逃跑行为,如在现场谎称自己不是肇事者”,即使行为人在现场如民警在现场处理交通事故时将自己置身于路人甲的位置,隐瞒自己为肇事者,仍属于“逃跑”的范畴。

    其二,《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逃跑进行目的性解释,亦符合上述法律所规定的行为人所必须履行的先前行为所产生的两项作为义务即“救助被害人和保护现场及迅速报告”。

    其三,如在现场冒充路人甲还指使他人“顶包”,则不仅容易误导司法机关工作,妨害了司法机关的正常诉讼活动,更会使得案发时的证据得不到及时的保全而毁灭,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较一般的社会危害性更大。

    其四,对“逃跑”进行目的性解释,能更好地敦促肇事者在肇事后更好地履行法定义务,从而对保护被害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和及时查明事实真相、节省司法资源都是有益的。

    第三,交通肇事后中的“逃逸”应认为不履行法定的救助被害人和保护现场及迅速报告这两项义务。

    如仅将不救助被害人为核心来理解和认定“逃逸”,认为有需要救助的被害人时,离开现场就认定为逃逸;而没有需要救助的被害人离开现场时就不认定为逃逸。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这种完全以是否存在需救助被害人来判断行为人是否存在逃逸的行为,既是存在单纯通过客观来推定主观想法之嫌,又不能真正反映行为人当时的主观想法。且在极端案件情况下,如存在被害人奄奄一息的情况,行为人离开现场认定为逃逸,而被害人当场身亡,行为人离开现场即不认定为逃逸。这显然有悖常理,且易诱发道德危机,助长“撞伤不如撞死”的不良引导效应。

    此外,如前所述,两项义务均是行为人所必须履行的先前行为所产生的作为义务。而如仅将救助被害人作为认定逃逸的唯一要件,则不合理地排除了行为人保护现场及迅速报告的义务。如行为人破坏现场或不能迅速报告事故情况,则可能对后续的事实查明造成诸多不利。当然,如行为人履行了其中一项义务,在对其处罚的时候亦应综合考量。

    需要注意的是,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一种观点认为,将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认定为不作为犯,即认为行为人对应履行且能履行的法定义务而不履行才构成逃逸。而指使他人冒名顶替的行为是一种积极的作为,且与抢救被害人的关联性不大,故不应认定为逃逸。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混淆了作为和不作为的概念。即使逃逸属于不作为,但行为人仍可以积极作为的方式实施不作为的义务。其一,不作为相较于作为而言,虽需要“消极的身体动作”,而这并不是说行为人没有任何身体活动,而是指行为人没有实施法所期待的义务。其二,行为人应做且能做而不履行法定义务,即构成了不作为。至于,其所实施的其他行为,并非是不作为的内容,不影响不作为的成立。具体到刑事肇事案件中的逃逸而言,指使他人的“顶包”的行为,既属于行为人未履行法定的义务,亦涉及了行为人所可能涉嫌的妨害作证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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